保增长不应再以公平缺失为代价

“保增长”不应再以公平缺失为代价

在全球经济一片汪洋时，中国经济之舟正摇摆难定—这就是，往年早已明确召开时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仍未明确的主要原因。　　从近期高层释放出的信号，可以推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将是“保增长”。如果最终确定，这将是时隔三年的回归：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亦是“保增长”，而此后2009年、2010年的基调，却分别是“促转变”和“稳增长”。　　“保增长”和“稳增长”虽仅一字之差，却包含着不同的财金政策。“稳增长”意即对次年的经济形势相对乐观，而“保增长”却意指对次年的经济形势并不那么乐观，为此将采用相对扩张的财金政策。那么，如果即将召开的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定调为“保增长”，将意味着2012年的政策资源有可能向“保增长”过度倾斜，为此社会公平亦有可能再次受到伤害。　　社会公平的受伤，可以说是隐含在“保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回顾时隔不久的2008年甚或相距更远的1998年，在经济发展遭遇全球或区域性经济危机时，面对晦暗不明、难言乐观的经济形势，所采取的一系列财金刺激政策，其后造成通胀高企、税负加重以及民生保障的停滞，而这些最终均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由民众所承受。　　回到三年前，2008年面对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冲击，当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为“保增长”。由此，中央4万亿元投资以及全年逾10万亿元的信贷，均于2009年陆续推出。但是，综观2009年的全国财政支出决算，除当年保障房支出同比增长313%外，其他民生保障性支出的增长却几乎均在10%上下，而当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却同比增加了22%。此外，此轮“保增长”所引发的财政透支，直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通胀高企以及总体税负的实质性大增。　　再回到1998年，为了缓解亚洲经济危机给我国造成的通缩困境，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首次突破万亿元，超出上年财政总支出50%。但是，如此巨大的财政支出增幅，并未过多惠及到民生保障。相反，由此拉开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却让民众付出了堪称“惨痛”的代价。　　抛开“保增长”的字面之义，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遵循着“增长为先”的内在逻辑。而如果以1992年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为节点，我们会发现，此前的改革尚存实质层面的机会公平，而此后的改革却已相对的机会不公平。这种相对的机会不公平，不仅体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居民农民之间，还体现在求学、就医、住房等民生环节，更反映在国企改制、土地开发、金融改革等市场环节。　　不可否认，“增长为先”对于曾经“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其之于改革开放巨大的理念感召和现实示范的作用；同样不可否认，“保增长”对于经济发展遭遇困境的年份，其之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强化合法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增长为先”在贫富悬殊日趋突出之当下，其与“兼顾公平”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我们还应该看到，“保增长”在经济改革存量资源日趋减少之当下，其所带来的有效增长周期越来越短，相反通货膨胀、贪腐不绝、内需难启等负面作用却越来越大；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GDP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已近4500美元之当下，经济增长与民生保障的偏离度却日渐拉大，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当下社保基金还存在逾10万亿元的缺口，年均1600亿元、人均仅110元的全民免费医疗仍然不能全面施行。　　“保增长”不应再以公平缺失为代价。即将召开的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果确定“保增长”为2012年的主基调，我们希望，此轮“保增长”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而应正视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萧条以及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我们还希望，此轮“保增长”不再过多依赖财金政策的刺激，而应通过深层次的改革以激发被抑制的生产力；我们更希望，此轮“保增长”不再以公平缺失为代价，不仅相关财金政策的细化出台需要程序性公平，由此产生的投资机会更应让多重投资主体享受到实质性公平，而二次分配改革的步伐更不能因此减速以迅速弥补相对欠缺的民生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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