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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社监委委员王振耀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可能不妥[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20 16:46:46 阅读: 来源:PP管厂家

四川雅安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度陷入舆论漩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4月28日表示,“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虽然如此,外界对红会能否完成自我救赎仍疑虑重重。

红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下称社监委)王振耀。

王振耀认为,红会一身兼具政府性、国际性和民间性三重性质,因此红会的改革必定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红会去行政化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红会可以利用其和政府的关系,争取财政资金为公众做几件切身能感受到的事情;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最终政府性弱化,社会性和国际性大发展。

红会社会开放度不够

《21世纪》:此次雅安地震发生后,红会爆出救灾物资闲置二十余个小时、未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捐赠资金等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王振耀:物资搁置了二十个小时,那么为什么不能快速将物资发放?要快就得改变体制,实际上是要求红会进行转型,转变政府职能。

未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捐赠资金说明红会沟通机制出了问题。其实不仅是红会,包括政府使用民间捐款的时候,往往和民间沟通不够。而在台湾,地震之后的重建委员会一定有民间组织的代表。政府千万不要关上门来做这一件事,这就要求政府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开放。其实不止是使用捐款,使用财政款也是这样,世界大多国家都是公开的,但是我们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够。

捐款必须透明必须开放,所谓的开放必须以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志为最终目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红会可以改变捐赠资金使用用途,但是前提是你和捐赠者要商量。

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感觉,大家在捐赠上存在一些这样的公共管理理念误区:第一,捐款,我不贪污,我怕什么?我没贪污,你问吧。但是不贪污就没有问题了?不贪污只是最低标准。不贪污,我直接捐给乞丐就行了,他肯定不贪。这恰恰是公众希望红会等公布这一整套工作程序,让外界介入。第二,我公开了,你到《人民日报》上查。我怎么没公开,你不查你怎么知道我没公开。

这都是以前我们这些人犯过的错误。当时民间质问我们:你说你在《人民日报》公开了,我们捐是给《人民日报》捐的吗?捐款是我们捐的,但是公开却对着另一面。后来我们把捐赠资金使用情况打印成册,送到捐赠者手中,做了这事之后捐赠者也满意了。其实捐赠者把钱都捐出去了,他要啥呢?他要的就是尊重。

《21世纪》:前述问题说明红会在自身内控和外部监督方面存在哪些缺陷?

王振耀:社会开放度不够。红会现在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也是再提高开放度。社监委只是第一步,后续决策也要放开。例如台湾红会很开放,尤其是决策,很多有声望的人在台湾红会中是发挥作用的,形成一种官民互动的局面,执行层面和社会是有机联系的。

《21世纪》:红会在地震中短期内募集到大量物资,对资金的募集使用、监督及透明度,你的建议是什么?

王振耀:比如说能不能成立一个捐款使用的委员会,让一些大额捐款者派驻代表。千万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这也是红会开放性的要求。

《21世纪》:此次芦山地震,很多人不愿意捐钱捐物,宁愿自己将物资带到灾区,应如何引导民众的善举和捐赠热情?

王振耀:这需要信息平台的建立,为公民的捐赠提供便利的信息。一是政府和民间一定要有一个接口,哪怕在(政府)社会部里设立一间办公室,但是现在没有;另外一个民间组织之间也要建立信息分享的平台。此次地震,壹基金联合28家公益组织组建了一个搜救队,但我觉得还不够,这个联合平台工作机制还不发达,它需要有信息加工、信息研究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并不是公益组织到灾区救灾就行。

《21世纪》: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募集资金占到震后公益组织募资的一半,如何看待其他公益组织和红会的关系,公益组织的发展对红会的改革有何作用?

王振耀: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增长,现在公益组织已经进行到多元时代,国务院鼓励大家进行公益组织注册,民间组织也有了公募的权利。原来救灾的时候,发的文件救灾捐款只公布了两个账户,一个红会,一个是慈善总会,最多再公布一个民政部的账号。

公益组织的进步会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红会的改革。直接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救灾过程中红会与其他公益组织的如何合作、对口以及合作机制如何优化。间接地表现为红会和其他公益组织是一种慈善业的竞争,你愿意向红会捐款还是向壹基金捐款,这是一种捐款竞争。民间组织的发展对红会的改革是一种良性竞争的推动,红会做得慢,全社会舆论都在批评它。

红会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

《21世纪》:作为一个公益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

王振耀:红会一身兼三种性质:政府性、国际性和民间性,三种性质交织在一起,因此红会是复合型的。红会参公管理、纳入到政府体制、财政拨款,在这个意义上红会具有政府性;红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毫无疑问是国际的;红会要募款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又是社会组织。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红会的改革?

王振耀:因为红会一身兼具三重性质,红会的改革一定会是改革的交汇点。大家对红会改革的要求是多重的:一种是要求红会去“行政化”,和民间组织一样;一种是从红会的政府性出发,要求红会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给公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红会的改革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交汇点,也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

大家希望红会改革,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公共管理体制能进一步改革,这是全社会对改革的一种呼唤,集中体现在红会上。因此,红会的改革不仅仅红会的改革,更是公众对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改革的一种期盼。

《21世纪》:您认为红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

王振耀:红会是一个带有公共管理性质的机构,我认为红会没有必要立即也不可能和政府切断关系,即所谓的“去行政化”,相反红会可以凭借和政府的关系,撬动政府资源的杠杆,研究公众的需求,利用好这个渠道,建立一些普惠和公益的服务项目,一定要做几件老百姓能感受到的事情,让公众从身边感受到红会的项目。

利用政府投入做公益活动的情况在各个国家及地区都有,我们国家也有。比如上海红会给儿童办了一个大病医疗保险,儿童交50块钱,上海红会动员财政拿50元,这基本解决了上海儿童的医疗问题。红会具有政府背景,可以从财政要到钱,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救助。

与此同时,红会的开放性和社会性也要加强。在社会性方面,社监委成立之后,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一些社会贤达进入决策层面,在决策之时让他们在场并提出批评意见。扩大社会性之后,行政化就自然而然地减弱了。当红会有几百万的志愿者之后,你还能按照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方法管理吗?

先向社会开放还是先和政府切断,我认为这是存在争议的,我个人赞同先向社会开放的,因为这样的改革可以操作。如此也可以达到红会最终的改革方向:社会性和国际性大发展,政府性相对弱化。

不赞成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

《21世纪》: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红会的公信力持续下降,您认为原因何在?

王振耀:如果说红会受到损害,郭美美事件只是压垮红会的“最后一根稻草”。2008年之后,公益行业飞速发展,整个格局都改变了,红会一家独大的情况不存在了。因此,大家就来重新审视红会,才发现红会这一套体制不行,有很多争论和意见,最后导致大家意见总爆发的就是郭美美事件。

《21世纪》:据您所知,郭美美炫富事件之后,红会进行了怎样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

王振耀:一是成立了社监委,二是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成效不大的原因,我觉得大家有点急躁,有时候总想着去行政化。

《21世纪》:您觉得红会如何做才能扭转红会的诚信危机?

王振耀:我觉得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可能不妥,我也看到网上70%的人不赞成启动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另外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做出了深入的调查。社监委又不是一个行政机构,并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我希望大家慎重启动。

我同意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也未必能重塑红会公信力的看法,关键还是红会要进行改革,给公众做一些从身边能感受到的公益事业。

《21世纪》:作为社监委委员,据您所知,社监委是如何监督红会的?

王振耀:社监委是咨询性监督,并非体制性监督,这是一种改革的尝试。社监委是沟通公众和红会的一个桥梁,把社会的意见归纳出来向红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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